第一次组稿

勾芍人

 

要是有人猛不丁告诉你:“去采访戈尔巴乔夫!”你准会吓一大跳:开什么玩笑,我是谁,怎么可能去采访诸如此类的“重量级明星”!

但是,当你同我一样,经过了这“打仗一样的生活”,就不会感到吃惊了。

那一天,总编突然通知我和忆敏:到上海组五个“明星”版的稿件,创刊急用!时间一周,“明星”副刊的两个编辑——忆敏和我,只准去一个人。

请看总编介绍的“明星”:《世界经济导报》总编钦本立、《新民晚报》总编束纫秋、《文汇报》总编马达、《解放日报》总编陈念云;漫画家张乐平、特委、詹同、徐克仁、沈天呈……我的妈呀,这可全是一些大名鼎鼎、不折不扣的明星!在我的记忆中,这些人的名字也只能在全国各大报刊上才看得到,其名气绝不亚于影视界的“阿兰特隆”、“刘晓庆”什么的。他们像生活在另一个伟大的世界,是那么飘渺、虚幻,神秘莫测而可望不可及!

我和忆敏全懵了!

“总编的脾气,我是知道的……”见我还愣着,忆敏在一旁提醒我快作决定。

然而,我脑子却不听使唤地开起了小差,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在四川报纸当编辑时的美妙往事。那可叫“老爷”编辑啊!一天到晚,总有几个“布尔乔亚”情调挺浓的业余作者围着你团团转,又是敬烟,又是请茶,毕恭毕敬,有求必应。真乃“召之即来,挥之即去”。稿件交上来,要砍要割,“悉听尊便”,可以任意“手执钢鞭将他打”,根本毋需组什么稿,因为写稿的人“像上公厕一样多”!

只是,过时的黄历不能翻,这次组稿同以往大不一样。稿件,要“大手笔”才能写,并非一般凡夫俗子所能胜任的。退一步说,作者至少要跟那些“明星”们熟悉吧。而跟“明星”们熟悉的人,自己不也是“明星”或是“明星第二”、“明星第三”吗?这些“大手笔”们肯轻易动笔吗?再说,“明星”们眼光也是挺高的,恐怕也不屑跟一些小作者打交道吧。况且,上海我只路过一次,仅仅是跑马观光而已。对于我,上海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!且不说那叽里呱啦压根也听不懂的“阿拉上海话”,光是那纵横交错、密如蛛网的大街小巷、弄堂什么的,即使有九牛二虎之力,也够你晕头转向了。并且,此行时间紧,任务急,如此艰巨之任务,是我等鼠辈闻所未闻、想所未想的(西方“极乐世界”的新闻界有这等事吗?但愿没有)。还有,假如、要是、如果……我心惊胆栗地在心里问了“十万个为什么”。呜呼,“蜀道难,难于上青天”!

只是“军令如山倒”,“总编的脾气”我最好还是不领教为好。那么,如此看来,这个苦差赖是赖不掉了。

“豁出去了,戈尔巴乔夫怎么样,大明星又怎么样,俺老孙‘大闹天宫’来了!”我开始发扬阿Q兄的“精神胜利法”。

要不是海口民航售票处许晓峰的热情帮忙,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按计划乘上那架阴森可怕、被我成为“鬼怪式”的麦道飞机的。

经常不能正点起飞的中国民航飞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行,只晚三十分钟到达上海虹桥机场。走下那架从屁股下面伸出弦梯的飞机,寒冷一下子包围了我。鼻孔突然怪痒痒,“阿——嚏!”一声,惊天动地,我预感要打九十九个喷嚏。

由于走得匆忙,也由于我对上海了解甚少,我身上穿的还是海南岛那身只有一件毛衣,外加一件西装的单薄服装,可谓惨不忍睹!而此刻的上海,却是溯风凛冽,天寒地冻,气温已下降到摄氏零下五度。与海南岛摄氏十六度的气温相比,真是一个夏天,一个冬季。我蜷缩着身子,在同机旅客的指点下,匆匆乘上民航专车,再转乘七十一路车往《解放日报》赶。

车到外滩终点站,已是晚上十点多。行人稀少,街道冷清,全然不像白日里的那番繁荣景象!

我感到一种深深的孤独。

“这倒霉的苦差,不管这次能不能完成任务,我回去都要跟尊敬的总编‘拜拜’!”我开始诅咒起来。

我像拦路打劫的强盗一样,四处收索目标,拦住偶尔才能碰上的匆匆行人问路。东转西拐,穿街走巷,也不知问了多少人,终于找到汉口路二百七十四号《解放日报》招待所。

感谢上帝,阿门!

出示证件,说明情况,登记住宿……当招待所开门的老师傅为我打开四号房间时,同室的住客早已沉入温柔的梦乡,发出阵阵甜蜜的鼾声。

这一夜,我却不能入睡!钦本立、束纫秋、马达、陈念云;张乐平、特委、詹同、徐克仁、王树忱、沈天呈;芭蕾舞蹈明星、时装模特明星……突然竟全变成呲牙裂嘴、峥嵘可怕的妖怪,讨债般铺天盖地向我扑来,四周一片漆黑,我欲叫无声,欲动无力……我敢说,以前的失眠都不能叫“失眠”,只有这一次才使我真正尝到了失眠的滋味!

翌日一大早,昏昏沉沉醒来,匆忙起床已是八点钟。洗漱完毕,就急急忙忙在招待所拨电话找总编指定的“接头人”:电话二二一三零零转干谷,电话二一七三零七转孙洪康。“美兰”、“美兰”……总机话务员的柔美声调却使我“丈二和尚摸不着头”。仔细揣摩、品味,终于恍然大悟,啼笑皆非:原来,她们“阿拉上海话”说的是“没来”。真要命!我四处碰壁,无名火顿起:小赤佬!这些人都跑哪儿去了?我几乎要失去理智,肚里“骂娘”了。最后终于有人提醒我:上海人上班都在九点以后才能陆续赶到,并且中午不兴回家,下午回得早。

哦,原来如此!

九点以后,当我好不容易从汉口路找到九江路《新民晚报》编辑部时,却又扑了空:孙洪康仍然“美兰”!我决定“守株待兔”,在那儿坐卧不安地恭候近两个小时,也不见此公踪影。他的一位同事告诉我:他可能采访去了,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。这一下我傻眼了:撤退吧,总不能赖在这儿吃午饭吧。再回过头来赶到《解放日报》找干谷老兄,此公也仍然“美兰”,大概也是采访去了?我安慰自己。

我自认晦气,灰溜溜地回到招待所。

这一天,就这样白白浪费了。我心里好不焦急!

第二天,终于见到孙洪康,而后又找到干谷。我像捞着了救命稻草,那一副痛苦流涕的样子一定挺滑稽吧?

唉,这两个要命的“救星”!

钦本立、束纫秋、马达、陈念云;张乐平、特委、詹同、王树忱、徐克仁、沈天呈;芭蕾舞蹈明星、时装模特明星、健美明星……交完总编那两封十万火急的“鸡毛信”,我一股脑儿把一串要命的“明星”抖落出来,然后是舒一口长长的气。

当得到两位“接头人”表示全力以赴支持的承诺时,心里搁着的石头才落了地。

我选定的第一个目标是徐克仁,这个喝一斤白酒脸不红,被朋友们称为“酒仙”的漫画家。孙洪康带我在《新民晚报》楼道里拦住他,请他帮忙组稿,他感到很为难。但听他阐述完他的处境,我还是原谅了这个既是副总编,又是漫画家的大忙人。为不使我彻底失望,“酒仙”答应为我写一篇关于张乐平的文章。因为张乐平生病住院,我不可能见到他,而徐克仁刚参加了张乐平的“八十大寿”祝贺活动,又与张乐平是“忘年交”,写张乐平这“光荣而艰巨”的任务,非他莫属。

现在该“落实”到徐克仁头上了,这“酒鬼”却推三拉四,支支吾吾,潜台词再也明白不过了:不喜欢别人写他。而我却又必须完成组稿任务!没办法,咱组稿编辑这支拙笔临阵磨枪,也来凑一下热闹吧:“我们只谈十分钟怎么样?”“十分钟可以!”这一次,“酒仙”倒是回答得挺痛快。接着便把他拽进孙洪康所在的办公室“答记者问”……“好家伙,用了十五分钟!”“酒仙”像是在为那多占用的五分钟而惋惜。他又忙去了,不管他听没听到,我朝他背后甩过去一句话:“张乐平那篇稿子可别忘了写!”。

我又赶到圆明园路《文汇报》,找到干谷介绍的记者王保来,由他领见马达。我把总编的名片和他交换后,说明了来意,未等他答复,便“擅自”让王保来去采访他。保来兄在这关键时刻则表示愿意“赴汤蹈火”。

寒风肆虐,一个劲地刮,吹在脸上刀割一般难受。糟糕,鼻孔又怪痒起来,“阿——嚏!”,如果没记错的话,该是第九十九个喷嚏了。我又匆匆赶到干谷介绍的另一地方:寓园路三百七十五弄十七号,找到美国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员、《世界经济导报》专栏记者萧庆璋这位“大手笔”。走进他家,脸上早已冻僵了,我怀疑自己已近似上海人说的“冷面滑稽”。当我得知这位“大手笔”也是四川人时,不禁用“正宗川话”同他交谈,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。这样,钦本立的“人头”也落实了。经过努力,《解放日报》、《新民晚报》两总编的撰写人和其它专版也一一落实。

最后,求援于《青年报》编辑部副主任吴纪椿,并陪他一道把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的詹同这位“明星”也“解决”了。而王树忱这位回族漫画家,却真真折杀了我!此公住在什么万春街六十三弄三十五支弄七号楼。连“地道的”上海人吴纪椿也要东问西问,寻寻觅觅,搞得晕头转向了。其实,地理位置就在美影厂对面,只是那路弯来拐去,本想依门牌号“顺藤摸瓜”,偏偏那号码又颠三倒四,竟然不按顺序排列,害得我们好苦!以至于我们找上门去时,连开门而出的王树忱也一脸惊奇地问:“你们还找到了哩!”,言下之意,这里的确太难找了!那天,我心里一直闷闷不乐,郁郁寡欢。吴纪椿答应为我组一版“私营企业明星”时,悲伤的心情才奇迹般消失。OK!这意外的收获使我大喜过望,乐不可支:这可不止五个专版的“明星”了。当时,我激动得差一点昏死过去。

于是,催稿……取稿……催稿……取稿……手脚都围绕这“两点一线”作加速度运动,几乎忙得死去活来。尽管如此,心里毕竟踏实了许多……

“哈哈哈……”我终于如释重负般笑出声来。突然觉得这次经历挺有意思,便抽空在《解放日报》公寓里优哉游哉、龙飞凤舞地写起这篇《第一次组稿》。

那天晚上,干谷兄还在电话里关切地询问我衣服带够没有,冷不冷?我真想告诉他:现在挺暖和了!

喘息之际,我脑子里又放起了野马:如此这般拼搏,下次恐怕不但要去全世界乃至太空组稿,而且可能还真要去采访“戈尔巴乔夫同志”呢!

我似乎也悟出:比起以前当“老爷编辑”,我这一次才当上了真正的编辑,从这个意义上说,这一次才是“第一次组稿”。同时更悟出:“顾客是上帝”这个准则如用到新闻工作中来,恐怕“作者”、“读者”该是“上帝”了吧?

物换星移,时光荏苒,一切忧愁烦恼终已化为乌有,我现在该“得胜归朝”了。只是,我疑心这几天一直在白日做梦,掐一下大腿,却又怪疼的!

返回海南岛时,又坐上那一架从屁股下面伸出弦梯的“鬼怪式”大飞机。不过,这一回我既不感到阴森可怕,也不觉得冷,腿也更没发颤了,只是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轻松。手里捧着那一堆沉甸甸的钻进稿纸里的“明星”,我很快沉入云里雾里……

 

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于上海至海口“鬼怪式”飞机后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