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樽
当地时间12月19日上午,美籍华裔作家、评论家董鼎山先生因心脏病在纽约一家康复中心猝然去世,享年93岁。
早在今年初,董鼎山就撰写了带有遗嘱意味的文章《纽约客闲话之随感录:向读者告别!》,他将此文发给了自己所熟知的多家报刊,2月21日,该文发表在美国的《侨报周末》上。而在他最享声誉的祖国,该文却遇到了“阻碍”,因为国人对他有更多的情感而不愿接受告别,比如多年负责为其专栏约稿的《新民晚报》资深编辑殷健灵,此前也收到了该文却拖延不想刊登。殷健灵期待老先生能一如既往,并多次写信鼓励他重新写作。最终,董鼎山还是在岁末的寒冷中辞别人世。
时代传奇:纽约客的中国心
对于年轻读者来说,董鼎山是个十分陌生的名字。作为作家,他没有小说、诗歌或戏剧文学作品传世;作为学者,他没有学术著作留下,更没有创建自己的理论或学说;作为精通中英文的翻译家,他没有像其胞弟董乐山一样潜心译著。
董鼎山与董乐山均在中国文坛产生过较大影响,兄弟两人却一直疏离不睦,所走的也是完全不通的两条道路。弟弟董乐山身在中国,1957年即被打成“右派”,命途多舛,却翻译完成了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、《中午的黑暗》、《一九八四》、《动物农场》等名著。而居住纽约的董鼎山,翻译条件相对优越,却似乎对翻译没有特别兴趣,他更沉浸于写作的嗜好。
旅居纽约的董鼎山曾经红遍中国,成为国人所熟知的著名作家和评论家。这更多借助时代使然、传媒身份使然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,中国文坛刚刚进入改革开放,那时还没有互联网,没有电脑的普及,各方面的信息闭塞,交流障碍,传输不畅。百废待兴的中国急需打开窗户,迎接八面来风。正是在此时刻,旅居纽约的董鼎山成了最佳人选。作为前纽约市立大学资深教授,董鼎山在《纽约时报》、《洛杉矶时报》、《美国侨报》等有丰富的专栏写作经验,此时在北京的《读书》杂志创办伊始,主编力邀其加盟,在当时倡导“读书无禁区”的《读书》杂志,可谓“一花独放”、“惊世骇俗”。董鼎山在此开设的《纽约通讯》专栏,以自由放任的文笔,书写美国文坛的人事种种,成为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当代文学现状,成为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开眼看世界的重要窗口。
回看董鼎山的作品,多是为报刊所撰写的专栏文章。客观地看,其文笔随意,缺少深入的学术研究,也没有试图构建自己的写作系统,基本是靠兴趣的率性为文。通过对海外文坛诸多作家作品的观感评说,传达新的信息和风向。对于某些特别感兴趣的作家往往倾注更多笔墨,比如他从各种角度写过海明威,从海明威写作特点、个人经历、做人特点,不同批评家眼中的评介,以及海明威的初恋、性取向等有数十篇,海外出版界每有海明威研究新的传记均会撰文介绍。董鼎山喜欢轻松的话题,文章多有“文坛八卦”特点,野史秘闻,掌故轶事,五味杂陈。他对著名作家鲜为人知的幕后生活尤其津津乐道,比如“福克纳的黄昏恋”、“纳博科夫的童女恋”、“詹姆斯的性心理”、“戈尔丁的抄袭?”、“艾滋病与同性恋的创作”等等。这些文章传递了大量欧美文学界、出版界的信息,加之顺手拈来的点评分析,让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读书人眼界大开。此后,董鼎山的专栏在中国多有结集——《天下真小》、《诊断美国》、《纽约客书林漫步》、《西窗漫记》、《第三种读书》、《纽约文化扫描》、《董鼎山文集》(二册)、《自己的视角》、《纽约客闲话》、《美国梦的另一面》等。其风头与影响,至今少人与之匹敌。
董鼎山的文章不追求专业严谨,虽缺少学理,却文风活泼质朴,潇洒自由。成为那个特殊时期中美文学交流的使者,被誉为“美国文学大使”当属实至名归,极大影响了“文革”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。
一道彩虹的清醒谢幕
董鼎山热爱写作,除了早期有过少量的文学创作,其主要成就和影响就是专栏文章。虽不属于创作,却也沉迷其间,多产自娱,且一生笔耕不辍。
难能可贵的是,作为痴迷写作了一生的老作家,董鼎山有着对自己的清醒定位和自知之明。他在试图封笔的宣言《纽约客闲话之随感录:向读者告别!》中,表示自己将“结束将近80年的写作癖好(而不说写作生涯)”,“癖好”一词生动而准确地表明了自己一生的追求,也是颇具自醒意义的人生诀别。文中称93岁的自己不良于行,85岁的老妻又患骨癌,两位老人拒绝入住养老院,而是选择“坐以待毙”。今年5月8日,董鼎山挚爱的妻子瑞典人蓓琪去世。他在太太临终病床前,答应了她一定继续写作和继续发表作品。果然,他兑现诺言,重新拿起了笔,6月份发表了《自杀企图失败后的悲哀》,文中写道:“我对去世爱妻蓓琪病床边的最后承诺是:我一定会继续写作下去。因她知道写作是我一生兴趣。现在我只能红着脸向读者道歉,因为我要履行在自杀企图失败后的诺言。”此后他还发表了《愿您活到100岁》等文章,坦率直言——人若活到100岁,是件很痛苦的事情。
在《纽约客闲话之随感录:向读者告别!》中,他坦承因为衰老,他“对报章、杂志、书本、时事、电视、电影等也渐渐失去兴趣,单靠一台电脑与亲友保持联系。但电脑如有失灵,不能与人交流,就心急不堪。这是老年的悲哀,无法拭去。”他心满意足地说,“我已活得够长命,惟一怕的是跨过最后一关的一刹那。我是个无神论者,现在则好奇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?”此后,就是他对成就自己写作事业的各地的编辑以及相关人员的特别感谢。
虽是耄耋老翁,董鼎山思维一直清醒。他清楚自己一生的写作和追求,从不称自己是“著名作家”,对自我的价值始终有着深刻的自知之明。
在新时期的中美文学历史上,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,充当了窗口与桥梁的作用。在新时期对中国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西方作家中,比如海明威、福克纳、马尔克斯、卡尔维诺、纳博科夫等等,很多人都是从董鼎山的文章中才第一次接触到。那时最早的译名也与现在不同,比如纳博科夫被译为“纳布考夫”、《洛丽塔》被译为《洛丽泰》,波兰大诗人米沃什称为“米洛兹”,他与米沃什不期而遇一起用早餐,可能是中国内地读者看到的这位“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”(布罗斯基语)的最早文字记录。
董鼎山以自己的勤奋,让中国读者较早见识了一批二十世纪的伟大作家和作品。虽然只是只言片语的介绍,却像一道彩虹飞架在太平洋两岸,让中外文学的理解变得更加畅达。他本人也以其自得其乐的写作“嗜好”,成为一个时期的文坛风景。
董鼎山,(1922—2015)1922年出生于宁波,在上海复旦附中读书时即开始为柯灵所编刊物撰稿。1945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,在新闻界任职二年。1947年赴美,先后在密苏里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,曾任报刊编辑、纽约市立大学教授,1989年退休。著书有《纽约客书林漫步》、《西窗漫记》等多种,中英文作品散见于中美报刊。国际笔会纽约华文作家笔会会长。弟弟董乐山是著名英语翻译家。